摘自 寧夏法制報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包括寧夏在內的全國各地執法機關依法辦理了一批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其中涉及到“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案件，在適用法律方面容易混淆。要做到既嚴厲打擊犯罪又做到罪責刑相適應，正確適用法律相當重要。參照《刑法》《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和最近兩高相關負責人對正確處理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的答記者問，本文對以上問題作出以下解讀。

　　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這兩個罪名初看容易混淆，但在犯罪主體、犯罪構成方面是有區別的。

　　根據兩高兩部《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以下稱《意見》)規定：“故意傳播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原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條、第115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已經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并進入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根據這一規定，在辦理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時，應當注意把握：

　　一是犯罪主體限于已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攜帶者或者疑似病人;二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傳播新型冠狀病毒的故意;三是客觀上表現為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存在進入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的行為。如是疑似病人，構成此罪則要求其行為造成了病毒傳播的后果。

　　實踐中，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依法從嚴把握，需要充分的證據。對于《意見》中規定的兩種情形，應當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對于明知自身已經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出于報復社會等主觀故意，惡意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病毒，后果嚴重、情節惡劣的，也應當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對于其他拒絕執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引發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依照刑法第330條的規定，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按照我國刑法第114、115和330條的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妨害傳染病防治兩個罪名在刑罰的規定上相差很大。前者行為人僅有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最高刑為有期徒刑7年。執法人員在辦理這類案件時，對行為人涉及這兩個罪名的一定要審慎對待，準確定性。

　　對妨害疫情防控措施、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的行為，應認定為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如何準確適用罪名?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國家衛健委經國務院批準發布2020年第1號公告，明確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為充分體現依法防控的要求，《意見》出臺后，對于此類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等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造成病毒傳播的行為，應當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需要指出的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實際上也是一種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其與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法條競合關系，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適用原則，應當優先適用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刑法第330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中的“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應當從廣義理解。這里的“傳染病防治法”是一個關于傳染病防控的法律體系，包括《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一系列與疫情防控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國務院有關規定。我國《傳染病防治法》明確了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為預防、控制和消除傳染病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傳染病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據之一。同時，《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和《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明確了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也是突發傳染病防控的重要法律依據和來源。因此，在辦理妨害疫情防控案件時，上述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均可作為認定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中“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構成《刑法》第330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除有拒絕執行防控措施的行為外，還需要具有引起病毒傳播或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情形。對于一般的違反防控措施、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由公安機關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處罰，或由有關部門予以其他行政處罰。